段涛总结公立医院对移动医疗创新的态度，用三句话来表达：把移动医疗当风景看，当热闹看，当笑话看。说移动医疗不靠谱，看起来很美，更可能只是热闹一场。北大医院王杉说：多年前就曾经做过移动医疗的一个课题，春雨只是他们研究的所谓“reallife medicine”的某一小分支而已，他们要干就没有春雨什么事。
But I don’t think so，sometimes too old, too simple！
你见或不见，移动医疗就在这里，将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现代医院的成立，发展和变化也是经历了数百年的过程，尤其是战争和重大应急事件的推动，都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医院形态，也不过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凭什么认为现在就是最好的，不可替代的呢？要知道医院是中心化管理模式，以业务为中心的树形结构，从历史发展来看，由于当时的交通，人才培养和沟通效率的问题，集中化的医院是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协作方便，控制医疗质量和降低成本。但是随着技术进步，未来物流供应链，人才流，信息流和医患沟通方式的重新转变，不像从前很难组织和低效率，很多医院一定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分化重构是必然的。所以移动医疗的商业本质是去中心化，以用户为中心，建立在高效信息流的基础上。两者逻辑截然相反。
关于春雨项目不过是你曾经研究过的课题，只是没做而已这个事，我是这么理解的。好比我是要真的有能够登上月球的能力，然后我才有资格说我不想去登月。真有本事做成你再说，问题这些事你永远做不成，谁都可能成功，唯独你没有可能性。其实确实很多院长，领导岗的大牛辞职创业移动医疗，基本上没有掀起什么浪花，也许做点局部业务“摆地摊“的有不少。因为北大医院再牛逼，由你来建立平台想号令天下，也不会得到协和、301、华西等其他大医院的实施和支持，不摩擦你就不错了。医院再牛逼也是一个孤立的机构，认为有基金、有项目、有资源就能做，犯了基本的商业原则错误：”甲方乙方”，这个都看不明白还谈什么商业模式。所以这块一定是属于院外的第三方平台，什么公立医院＋信息化公司＋风投会怎么怎么样，简直是头发短，见识更短，虽然有无数人捧臭脚。这就好比全球没有一个最大型的网商可以脱胎于传统的商业巨头，出租车公司永远也不能做出滴滴打车。这是基本的甲方乙方和平台战略中的学术问题，不懂可以学习，而不是胡说八道。否则如果真是这样，世界早就属于煤老板和开发商了。
关于不停炫耀各种title，学术背景和IBM顾问等事，我不得不想起了已故的北大王选院士，他曾经说过，32岁的时候我发明了激光照排，是这个领域真正的专家，但是从来没人理我，各种学术权威都说应该如何如何。可是等我到了5，60岁（也是这些院长的平均年龄），再也没有任何发明创造，学术枯竭的时候，今天评个奖，明天当院士，后天被授予个什么title。当一个人言必称过去成就，不停强调各种背景和title的时候，他的学术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
关于拿了国家的大笔经费去做各种高大上的研究，不去说小圈子瓜分潜规则的事情。这让人想起了飞机的发明。但是美国有一个教授是权威，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国家就把大量资源和费用都拨给他，多年来一事无成，最后却是由受够了他讥笑的“农民企业家”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这说明很多事业，全社会更需要实干家，而不是只会在一边冷嘲热讽的自大成狂者，just干之!
段涛认为：合适的诊疗模式是全部由三级医院初诊，然后再转诊给下面的诊所。并自认为是最好的医疗模式，且不说其想当然认为即使在高负荷门诊压力的情况下，三级医院误诊率更低，效果更好。其实从宏观上来说，如果这样做的话，整个医药、患者流量入口将更加被三级医院垄断，80%的基层医院就是复诊配药的。而首诊负责制和垄断组织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自发性垄断行为会让基层医疗越来越弱，形成人才虹吸，业务虹吸的“畸胎”，然后全社会成本高企，更加拥挤，为此买单。完全逆整个大医改的潮流，不符合卫生经济学的基本配置原理。那么如果这么做，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这些公立医院的院长和科主任而已！这明显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在作祟！
之所以医疗费用如此日益高涨，除了人民群众永远有追求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跟有限的社会资源之间的矛盾之外，还和院长绩效考核和公立医院的垄断有绝对关系。任何组织，个人，行政部门，医院和企业都一样，垄断者只会更加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这是无解的，即使从哲学上来说，这也是为什么孟德斯鸠会提出“分权与制衡”与“三权分立”的法治精神，各行各业都是比较普适的。就是因为公立医院垄断，即使实现药品耗材零差率改革也没有意义，垄断方会要求会利益转移支付，有很多部队跟地方的大医院无耻到，故意长期（数年）拖欠供应商的货款，逼的很多小本生意的公司借高利贷维持运营，个人倾家荡产。也有的院长这样做，既然药品零差率，那我就给你一直结80%的货款，然后我把结余的大量现金低息存在我的关系户银行，被他们当祖宗供着，然后给其赠送豪车，豪华旅游和其它潜规则的利益输送。你上面让我控制药占比，我就开出大量检查，诱导治疗。
整个中国。一方面是总供给量不足，医疗资源稀缺，一方面是三级医院过度医疗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反过来更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稀缺，大多数院长和医务工作者只想强调第一点而忽略第二点，但这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看病托关系找人最多的是医务工作者自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除了有这个便利之外，医护人员更了解大医院过度医疗，创造收费的情况，而被内部人打了招呼的医生，自然在检查用药和治疗上会和普通患者有区别对待，无须过多解释，因为这是一个事实。
王杉认为：巨无霸的公立医院这样做可以对医疗质量进行控制。其实你每天筛查癌症指标，肯定能救一些人，但是这些浪费的社会总成本，能够用于救更多的人。对个体来说，人命不能与金钱划等号，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人命和社会财富是等价的，疾病预防、救灾、保护农村的妇女儿童、检验防疫等整个卫生经济学的布局，都取决于社会总资源的再分配。就像战场上战伤救治原则一样。一批伤员来了，我可以给ABC伤员其中任何一个立即手术给予最好治疗，这当然对个体最有利，但是会延误整体伤员救治。所以应该推行分级诊疗，分类后送的高效低成本流动，即使有些处理得不那么完美。
院长更在意的是微观，自己组织的利益，所谓以医疗质量控制，患者利益为出发点行过度医疗之实。就说北大医院最引以为豪的信息化建设吧，数亿元真金白银的投资，国家拨一部分，企业支持一点，但是更多的却需要患者买单。这是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那么北大医院的每床位经济考核指标和周转率都要大大高于其他同类医院，进而都将被迫压在所有的医护人员身上，从整体上不得不进行以“医疗安全”为名义的过度医疗，也大大增加了医患之间的摩擦。而哪里有绝对的权力，哪里就有绝对的腐败，这根本不是靠抓几百个院长判一下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国家宏观医改的大目标之一，必须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的医疗费用高速增长！为什么美国要改革医疗体制，因为有绝对的过度医疗，医疗费用高涨，整个国家不堪重负，而精准医疗的核心是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控费是关键，不幸的是国内大批歪嘴和尚以此为名，巧立名目地去设置收费，加剧浪费。事实上欧洲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天天改革。后面还涉及到贫富差距、社会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段涛还认为，所谓真正好的移动医疗在医院中的应用是医院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互联，也就是医院管理和服务全方位都要互联。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事实上这还是以“医院为中心”的思想，总觉得什么事都得顺着公立医院来，能为医院带来什么帮助，而这只不过是移动医疗的一个分支，是医院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e-tool”的初级阶段。而真正的移动医疗是重构医患沟通方式，重组医疗行为，重新分布利益格局，是要打破原有格局，降低社会总成本的破坏式创新，价值链重构。自由执业和处方药网售等政策放开之后，我们早晚都是对手盘，凭什么要迎合你?
同样某些著名的500强药企领导反复强调：移动医疗应该如何迎合药企痛点，如何帮助药企。凭什么一切围绕你，去迎合药企，你把我们当成依附你们的医药广告公司了吗？要不要给你下跪，就因为你有钱？真正的移动医疗不是原有流程的优化，将构建一个新的渠道和运营方式，不知道谁能最后胜出，但是胜出的我们一定不是来跟你们祈求生意的，是对等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药企投资移动医疗基本上会以不死不活而告终，再有钱也没有用，还是那句话，谁都可能胜出，就是你没有可能性！我欣赏杏树林和春雨的投资人所说，未来比马车跑得更快的一定不是马车，而你去问这些院长和药企高层的话，他们会说，给我“一批“更快的马!
王杉强调，医疗一定要面对面，视触扣听，望闻问切，否则是对医疗质量控制的儿戏，什么目前没有看到百分百的色彩还原技术之类的。对此我只能说，old man,你低估了技术进步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其实现代医学和医院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发展，没有听诊器的时候，医生贴在病人的胸前后背听心肺，没有X光，CT和磁共振的时候，大批患者因为诊断不清耽误了救治，还有些只能凭经验或者手术探查，医患即使天天面对面又怎么样？你知道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吗？通过高速卫星网络，医生可以在千里之外直接进行手术操作，如果未来连很多手术都能这样操作，甚至部分标准化手术可以机器人自动完成，还有什么东西非要面对面呢？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大发展的今天，还在啃着老旧的书本。OK，就是日常科室病例讨论，协会组织的专家会诊和大型医学会议的疑难病例，哪一个是把病人牵过去当场讨论的呢？你的意思是所有那些医学专家和医生都在扯淡，就是因为没有看过摸过病人吗？
至于段涛和王杉所说的什么移动医疗商业模式不清之类的话，只是这方面知识少，附庸大众的无知呢喃而已，其实移动医疗的商业模式从来都很清楚，从来也没有不清楚过，就看你能不能做成而已，共有六种比较大的商业模式，各模式也都有成功的企业，限于篇幅，我下周再发文阐述。
至于王杉说的什么移动医疗违法之类的表述，让我想起了，大锅饭时代的小岗村包产到户，计划经济时期的投机倒把罪。所谓医生一定要在医疗机构内执业，将随着国家全面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和相关医疗保险配套而成为过去时（除特殊科室和有监管的诊疗行为之外），而医生将能够自己决定采用何种出诊方式，包括美国和部分发达国家，现在医保已经为远程诊疗开始付费，因为可以降低医疗总成本。这是趋势不可逆转，而整个社会一定会向着效率提升，成本下降的方向运动，并且这个过程并不会像大家想得那样需要一万年，会比较快，因为国家没有钱了，不改不行了。
之所以院长发出这么多感慨，恰恰是因为移动医疗开始逐渐渗透，分化公立医院，激发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医生蠢蠢欲动。用分级诊疗和医生自由执业等政策去部分打破公立医院垄断，也是医改的大方向。恰恰是由于公立医院和院长们积极努力造成的，当然这并不是个人所决定，而是整个医疗体制的问题。未来打破、打散，配合处方药网售，自由执业、医生集团、移动医疗、物联网，智能硬件，第三方检测，整个医疗行为和组织方式进行重构。一大批医疗机构将会破产、重组，这是必然现象。压缩公立医院规模，抑制公立医院膨胀也是重中之重。因为公立医院形成区域“垄断死亡区“，这又诱使公立医院更加维护甚至不断加强自己目前的地位，不顾及社会国家、总体经济的平衡，更加在意小团体和自身利益，由此形成”两个凡是“。凡是对我有利的都推行，凡是不利于我的都赶走。而大院长们的大嗓门恰恰是感受到了压力，不是吗？